曹寅与康熙
副标题: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作者: [美] 史景迁
译者: 陈引弛等
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出版年: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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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中史景迁通过曹寅的生平研究清代初期的社会关系、制度运作。曹寅身份特殊，不过中国人关心曹寅，恐怕主要是因为他那位著名的孙子及其著作《红楼梦》。
2. 曹寅与康熙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基于曹家的包衣身份，以及他们少年时代的接触； 曹寅的仕途与密折制度密切相关；曹寅进入的是一个奇异的文化和经济世界，它跨越了分隔满人与汉人的表面界线。
3. 曹家在南京的豪富宅第，以及它在雍正朝戏剧性的没落，一定深深影响了曹雪芹，从而构成了《红楼梦》的关键面貌。
4. 曹寅不是高官，甚至在康熙一朝也不是主要角色。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生平经历能告知我们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以及他所活动的那个制度框架。
5. 作为上三旗包衣的一员，曹寅算是康熙私家体制中的一位，因而，他被任命为地方行省的关键财务官员，皇帝通过他保持控制力。这种皇帝私人的行政管制，自然超越了京城和地方官员的界线，它的成员具有特别的功用。
6. 八旗制是军事和民事的双重控制手段：普通士兵登记在旗，包括其家庭；军事纪律与广泛的平民登记结合；士兵耕种土地的收入维持全旗人员的衣食所需。
7. 满族史学家将八旗制的起源定于1601年，当时努尔哈赤把士兵组织为三百人一牛录（后来汉语中称为佐领）。1615年确定了用颜色区分军队的方式，共有八旗：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8. 1634年建蒙古八旗。1642年，降满并归附的汉人军队分建汉军八旗。
9. 十七世纪满族皇帝的统治还不稳固。这期间战事不断：五十年代与郑成功和南明政权，七十年代与三藩，九十年代与噶尔丹和厄鲁特。因而清初皇帝在任命满族为主要文官职位时颇为小心谨慎。
10. 满人通常不通汉语，因此在各省授予主要文职可能引起敌意，因而往往担任武职。在六部和内阁中满汉比例为一比一。汉人在北京或地方的官阶不超过巡抚。顺治和康熙时大部分总督是汉族旗人，他们是满人和大部分汉人间天然的中介。
11. 在汉军八旗形成前投降和被俘虏的汉人，后来成为满洲八旗包衣，曹氏家族就在其中。第一批包衣是私人家庭中的奴隶。他们或者是战役中的俘虏，或者是罪人家族成员，或者是由于贫困自愿成为奴隶的人。
12. 汉语“包衣”是满语的转写，意思是“旗下家人”。最初的包衣可能在主人家中处于仆役的位置，满人征服汉人前也大量从事农业生产。包衣很少用于实际战斗。
13. 随着满人征服越来越多的汉人领土，需要一种更正规的方式组织俘虏，而不是分派给满族主子们作为个人奴役。同时满族皇室渐渐倾向于中央集权。因此1615年至1620年间，依照八旗的形式，将包衣纳入旗下设佐领、参领建制。
14. 曹寅的曾祖父曹锡远作为正白旗包衣列名在满洲氏族的系谱中。他可能是在1621年沈阳陷落时被俘。
15. 多尔衮死后，顺治接收其控制的正白旗，加上正黄旗和镶黄旗，成为皇帝控制的上三旗。这种安排后来在清朝会典和《八旗通志》中制度化。
16. 这样下五旗的包衣成为亲王的家奴；而上三旗的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随着处理皇帝事务的内务府的形成，上三旗包衣变成内务府三旗。清代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太监。于是内务府要完成许多其他朝代由太监来做的秘密的或有利可图的任务。
17. 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统治时，是那些与满族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汉人——不论是作为旗人还是包衣——特别顺利的的时期。
18. 通过在织造、盐政和税关等重要财政位置上任用包衣，早期的清朝皇帝确保他们在几大税源上保持严密的个人控制。大量实际财富绕过地方政府和户部直接流向内务府。
19. 包衣是填补太监空缺的一群人，既用作官僚机构的牵制者，又作为独裁政治的执行工具；他们是皇帝在地方省份的私人代理人。包衣只为皇帝服务，皇帝保护他们并派他们到有利可图的岗位，因此有时奴隶也有了威势。
20. 早期满洲统治者对军人和长城以北辽东地区汉人予以优待，包衣也会被作为旗人来使派。到了曹寅的祖父曹振彦时，家族开始崛起。曹振彦历任山西大同知府、浙江盐法道、两浙盐运使，1658年死于任上。
21. 曹寅的母亲孙氏做过皇子玄烨的保母。她可能是上三旗的包衣。皇子成为皇帝后给予她特殊关照。1684年她丈夫曹玺去世时皇帝亲自登门悼念，1699年第三次南巡时她受到召见，并赐御笔“萱瑞堂”。
22. 孙氏大约在1656年出宫，不久与曹玺成婚。他们的长子曹寅生于1658年10月3日。1663年曹玺任江宁织造，携家眷定居南京，一直到1684年死于任上。
23. 曹玺肯定相当有能力，被授予工部尚书的名誉头衔，妻子封为一品夫人。职位带来了财富，以及威望。
24. 曹寅可能在十四五岁时来到内务府供职。各种线索暗示曹寅幼年在宫中充当康熙的伴读，但并不确定。曹寅最终进入銮仪卫，这个部门照管皇家典仪。这个职位虽低，却因有机会接触皇帝而显得重要。
25. 内务府是皇帝的个人官僚机构，掌管内务府所有财富和资源的接收和分配，管理祭祀、膳食、衣饰，制定奖惩，支付赡养和教育费用。内务府建立在早期部落制的基础上，往往由军人按照军事纪律管理。
26. 曹寅作为内务府的包衣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当职时，他像满人那样生活和工作；闲余时间，他又似一个真正的汉人，在汉人朋友圈中，漫步乡间、诗文往还。他与满族诗人纳兰性德是朋友。
27. 1684年曹寅父亲曹玺的去世并未对他的事业或生活的方式带来直接的改变。曹寅通过当时主要的文人、画家的帮助，发行纪念集《楝亭集》，更提高了他在文学上的声誉。
28. 1690年曹寅任苏州织造。在苏州，他进入当地的文人圈子，与官员和乡绅一起饮酒写作。
29. 中国上等阶层成员的标准较为广泛，可以指声望、政治权利、个人影响、重要的职位、丰富的经济来源、高等的教育以及参与文化追求的闲暇等。在中国，当获得了实质的职位，会使一个人自动成为上等阶层的一员。
30. 史景迁将中国的上等阶层分为四种精英分子。其中汉族官员精英和旗人精英依据其掌握的职责来定义；皇室精英，更多是依照权力来定义；地方精英则以其姿态(attitudes)来定义。精英内部也存在等级。
31. 史景迁定义汉族官员精英和旗人精英为七品以上实职或佐领以上头衔；皇室精英，包括皇族、包衣或宦官，因获得皇帝的好感或特别任命而与前两种精英居于相同地位；
32. 地方精英则由于与那些精英家族的联系，或有财富，或有特殊才能，或通过考试，或具有买来的身份，或有世袭爵位，他们能够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并有望接受其他精英成员所给的好处。
33. 曹寅虽然是一个包衣，但属于皇室精英中的一员。曹雪芹，虽然他的家族已破产，也没有功名，但他在诗歌方面的天才以及位于统治集团精英中的朋友确保了他作为地方精英的地位。他们都跻身于上等阶层。
34. 何炳棣的研究指出，康熙时期社会的流动性相对较弱，寒士很难取得进士功名，他认为这是由于新朝必须取得现存的官员阶层的支持。旗人精英占据了重要的官位，汉族官员即使有很高功名，也被限制在低级职位中。
35. 因此康熙朝的地方管理中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旗人精英和汉族官员精英之间肯定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官僚晋升的标准变得模糊，汉族官员常怀疑旗人晋升的严正性。
36. 康熙在1684、1689、1699、1703、1705、1707年六次南巡，时间从58天到117天不等。后四次南巡中，曹寅作为江宁织造，以主人的身份招待皇帝。
37. 康熙在南巡时会召见传教士，这样皇帝与他们的关系可以维持在非正式水平，而不必正式承认他们的身份。这些南巡也是令传教士创造出极其令人喜爱的康熙形象并传播到欧洲去的重要因素。
38. 南巡对皇帝的随从和接待的官员都是一件苦差事。不过曹寅的招待很令康熙满意。皇帝虽然表示不应太过奢华，但显然并不真正要求这么做。显然曹雪芹将他所听到的接待细节作为素材用到了元妃省亲这一节里。
39. 曹寅还直接受命于康熙，组织编纂和刊刻了《全唐诗》。他的工作很出色，虽然只是工程的管理者和刊刻者，但康熙钦定他列名编纂者的第一位。《全唐诗》的刊刻是满族皇帝笼络汉族文人的一个举动。
40. 1704年，曹寅任两淮巡盐御史，并于1706、1708、1710年三次重任。巡盐御史负责向盐商发放盐引，收缴盐税。康熙任命他的两个包衣曹寅和李煦轮流担任这个职务。
41. 盐务衙门的收入包括法定的税收和“余银”。余银是向盐商额外收取的费用，用以取得贩卖额外的盐的权利，其用途通常由皇帝私人指定。两淮盐务衙门管理中部大部分地区，每年收入约250万两银子，其中余银约50万两。两淮盐税约占全国盐税的半数，约占全国盐税和土地税总收入的6.5%。
42. 顺治时期，两淮巡盐御史通常由科举出身的汉人担任。1672年以后，康熙开始交替使用满人和汉人进士。1688年以后皇帝停止任用汉人，只任用满人（包括包衣）。这暗示，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康熙开始对自己统治的稳固更有信心，同时满人更好地掌握了汉语，在朝廷根基稳固时可以争夺肥缺。
43. 在曹寅和李煦之前，两淮巡盐御史没有重任的先例。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名包衣轮流管理两淮盐务长达十年，与密折制度有关。康熙要求他们以密折奏事，成为皇帝的耳目。
44. 康熙朝各地官员以及京官的“本章”，需通过通政司或内阁上达皇帝。关于行政问题的，称为“题本”；涉及私人事务的，称为“奏本”。在呈递皇帝之前，其内容需摘要存档。这使得保密几乎不可能。康熙于是发展出一种密折体制。
45. 曹寅和李煦的密折是由他们自己的信差送到奏事处的，并由包衣们所知道姓名的宦官来处理。信差可能步行或乘船，因为当时禁止独立骑马的信差。
46. 密折有一定的规格，封缄在两个信封和一层纸包里。皇帝对密折作出批示后再封好发回。密折大多是“请安奏”。官员们会定时向皇帝呈递以表敬意，而曹寅等人就在请安之后报告有关的地方事务。
47. 如果不是雍正，康熙朝的密折可能不为人所知。雍正即位初年就诏令持有康熙朱批奏折的人必须立即上缴。雍正将康熙朝有些随意的密折制度扩大并制度化，成为君臣之间有效快速的秘密沟通手段，从而达到新的集权统治。
48. 曹寅和李煦的密折是康熙整体统治的一部分。为了勘验公开的政府行政，皇帝需要纯粹私人的信息来源。康熙将密折的话题限制在四个方面：农事、官员、盗贼和流言。在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中，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对皇帝的决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49. 曹寅1712年死于疟疾。康熙在其病重时曾派遣特使赐予珍稀的奎宁，并细加叮嘱用药之法，再次表明两人的亲密关系。皇帝还同意由其姻亲李煦代管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两为曹家还债。康熙还让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
50. 然而曹家败落的命运似乎不可逆转。1714年，21岁的曹颙北上北京时突然病故。康熙再次拯救了曹家，他下诏让曹寅的侄子曹頫过继为曹寅之子，并继任江宁织造。除了履行织造职责，曹頫也开始渐渐扮演密折奏报人的角色。不过曹頫的能力显然不足，康熙晚年对曹家越来越不能忍耐了。
51. 康熙死于1722年12月。雍正对曹家可就不再眷顾了。1728年1月曹頫被撤职，理由是曹頫的欠款亏空。曹家随后被抄家。曹家从此没落了。1745年，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困居北京西郊，开始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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